[人民日报 股市]50年钟表大亨：积压45万只手表，买一支笔都省着

决策主力记者：王帆 丁舟洋 决策主力编辑：杜毅
微小的钟表记录着光阴的刻度。单从数量上论，全球三分之二的钟表制造都绕不开广东，这里可谓钟表行业的“世界工厂”，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横切面。
4月上旬的一天，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对《767股票知识网》记者的镜头，梁伟浩神情泰然，言语里却是难关重重。
三十年前，香港地区手表商梁伟浩将目光转向香江对岸，在广东东莞凤岗镇投资建厂。适逢中国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的高速快跑期，梁伟浩创办的得利钟表集团，在东莞以“代工出口+自主品牌”的模式成为驱动广东表业发展的启蒙者。
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叔父的表厂做学徒，涉足钟表行业五十载，创业四十多年，梁伟浩不是没经过风浪。回想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的那一年，“大家非常困难，当时我们减了差不多40%的人员。我叫他们先回家。每天给十块饭钱。有饭吃才有生活。”
“1987年香港地区货币大贬值，当时我在香港地区的公司受到很大影响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，2003年非典，2008年的金融海啸……但问题都没有这次大。”梁伟浩说，“这次的疫情影响是全球的。”
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之际，得利是东莞最早一批有序复工的企业之一。但只高兴了两个星期，海外疫情日益严峻，大量客户的订单推迟，公司货品积压、资金压力陡增……广东钟表企业面临生死劫。
决策主力记者探访东莞得利钟表厂
广东是“全球钟表工厂”
2/3的产量绕不开这里

东莞得利钟表工厂大门
东莞凤岗镇雁田第三工业区的大马路，拐进一条小野径，梁伟浩创办的东莞得利钟表厂就坐落在这里。工厂大门其貌不扬，但却深藏不露。
得利钟表是广东钟表产业响当当的名片之一，得利年产量手表360多万只，瑞士名牌高端手表套件70多万只，Movado集团等欧美知名品牌是得利的长期客户。分散在珠三角各工业区的各类钟表原配件，像一根根毛细血管汇聚到动脉，集中在这里加工、装配、贴标，再将一个个精美华丽的成品钟表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往全世界。
不过，3月下旬，一则来自东莞另一家钟表厂的公告，在广东钟表行业引起了震荡，也让梁伟浩为之担忧。
美国钟表品牌Fossil中国的主要代工厂——东莞精度表业，在下发给员工的公告中坦承工厂受欧美疫情影响，Fossil已全部停止下单、要求取消或暂停原生产订单，公司经营出现重大危机，并做出全厂放假三个月的安排，接受全体员工辞职，即辞即走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作为同在东莞的表业同行，又是多年好友，出于关切，梁伟浩给东莞精度表业老板罗盛坚打了个电话，却联系不上他。《767股票知识网》记者也多次拨打罗盛坚的手机号，他先是未接电话，后来关闭了手机，发短信也没有得到回复。
“我自己觉得，虽然经营困难，但也不要劝退员工。如果休息三个月，员工去哪里呢？他们怎么生活呢？”梁伟浩表示。
作为外向型特征明显的广东钟表行业，在海外疫情严峻形势下，几乎人人自危。
“这就像一棵消息树一样，我们看到这棵树倒了，每个人都感觉到物伤其类。”谈到东莞精度表业的经营危机，广东省钟表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闵乐晓向《767股票知识网》记者表示。

得利钟表厂工人正在车间工作
众所周知，瑞士是钟表王国，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全球80%以上数量的钟表都产自中国，而当中又有80%是来自广东。
据闵乐晓介绍，钟表行业有个说法，全球有2/3数量的手表是广东生产的；相比于瑞士的高端手表，广东的钟表产业以中低端、国际代工为主。
上个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广东珠三角地区以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，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主场，在资本的浇灌下，集中了大量为欧美品牌钟表生产加工的企业。
“广东的钟表行业经过几十年发展，形成了一定竞争力，原因还在于广东聚集了一条完善的产业供应链，工厂在原材料采购上相对便宜。”

改革开放初期，广东珠三角地区以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，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主场，图为得利钟表厂工人正在车间工作 闵乐晓告诉记者，广东的钟表产业分工十分精细和专业，分布了大量表带、表壳、表镜、表针、钟表巴的等零配件厂家，还有以东莞精度、得利为代表的成表加工厂。
正是看中了珠三角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早在1979年就在香港地区创立得利钟表集团的梁伟浩，选择在1989年来到东莞凤岗镇投资设厂。创业四十年来，71岁的得利钟表集团董事长梁伟浩坦言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他面临的最大危机。
行业悲观情绪正在蔓延，高度依靠外部订单存活的广东钟表工厂面临生存考验。梁伟浩的内心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惊险。
复工以后高兴了两个星期
就遇到了困难
3月初，梁伟浩紧皱的眉头舒缓了些。90%的员工回来了，公司的生产能力恢复了。高速运转一个星期，生产力恢复到了平时的93%。
为了顺利复工，梁伟浩没少费劲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辛辛苦苦把员工找了回来”。疫情原因，国内多地交通限制，为了接回通行不便员工，公司自己派汽车、派中巴。“做了不少工作，也花了不少钱。”
得利负责采购跟单的员工罗晓燕从湖南老家回到东莞，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隔离了14天。“本来放假就延长了又加上隔离，那种想上班的心情真的非常迫切，来到厂里上班就感觉像是步入了正常生活。”罗晓燕说。

得利钟表厂车间内工人正在装配钟表
复工后的第一感觉是工作量加大了，与疫情前的原定时间相比上班推迟了一个月，为了把拖延了进度的订单追回来，罗晓燕和她的同事们白天赶工、晚上加班讨论如何安排生产。全员出动、热火朝天的景象让她印象深刻，“真的是所有能够装表的人都行动了，工程研发、写字楼的人都来帮忙。”
“我们高速追回之前落后的货期和产能，加班加点，甚至给供应商提供奖金让他们及时交配件给我们。”梁伟浩说。“那一两个星期很高兴，我们的复工，也带动了上游企业在3月上半月复工，让他们提供足够的配件给我们生产手表。”
《767股票知识网》记者来到得利集团探访时，看到厂区里一个可容纳600-700人的剧场，墙上贴着鼓舞人心的标语，彼时复工动员大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——罗晓燕戴着口罩坐在台下，听梁伟浩强调复工的防疫安全、防疫措施，以及海外的实时讯息。

开动员大会的剧场
“我当时觉得 海外 没什么大问题。”罗晓燕心想。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海外疫情大爆发，彻底打乱了得利的复工节奏。高兴了一两个星期的梁伟浩再度陷入焦灼。
从三月中旬开始，欧美疫情严峻，部分国家封城、封国，也有些海关停止运作。“我们出口货运，到了对方的口岸，也封关了，摆在海关，入不了仓库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得不暂停出货，等到将来复关再出货。我们就开始遇到困难了。”梁伟浩表示。
细思下来，梁伟浩梳理了四重困难。“第一难，就是接到客户的通知，要求延后出货；第二难，如果要暂停生产，会影响将来的复产；第三难，客户如果在五月复运的话，我们有没有货交给人家呢？我们会不会失去客人的信心和手上的订单？第四难是资金，我们继续生产需要资金，要给员工工资、买零配件回来，才能做成一只手表。”
时间滴答滴答的过去，处处都是两难的选择，梁伟浩必须作出决断。
配件像海水一样涌来
即便放慢生产速度也将积压45万只手表
得利生产的产品96%用于出口，仅4%在国内销售。海外疫情阻断了客户的需求，客户订单延期的请求不断来袭。
第一次接到客户暂缓的请求，梁伟浩心情郁闷，欧美疫情快速升级，面对那么多要求暂缓的订单，梁伟浩的第一反应是要不要停工。可如果一旦暂停，员工会失业，上游设备和供应商都会受到影响，等再复工时，难上加难。
“当时我评估了很多不同的情况，停还是不停？慢还是快？原来我们已经在高速生产中了，我订购回来的零配件已经不断地涌入，就像海水一样不断涌进来。”梁伟浩说，“那么大的量，我总不能全堆在门口吧，只能进厂以后，经过检测、装配，去完成一只手表。”即便明知道这只手表一装配出来就将面临被积压的命运。

得利钟表厂内已制作完成的成品手表
经过一个星期的痛苦评估，梁伟浩作出决定：慢速生产，叫停一切加班，停止一切开支。“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支笔都不准买。停止购买任何的材料。用这个方式节省开支，维持公司的继续运营，熬到疫情后的恢复。”
对节省开支，一线的罗晓燕也有切身体会。“以前我们买文具就多买一点，为以后的使用预留多一点量。这段时间我们不买笔，尽量买笔芯。”“打印文件用二手纸，反过来打印，下班要关电脑，宿舍每晚早一点熄灯等等，各种提倡已久的环保措施这次真的都落实了。”
减少工作量、控制成本，员工们最初也有意见，因为没有加班就意味着没有加班补贴，普通员工一个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，和几百块的全勤费。好在都住厂里的员工宿舍，吃住开销很少。
“加班少了，那就让员工多做运动咯。我们还开了很多培训班，利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，甚至做一些家政练习的活动，让大家能消磨掉一些烦闷的时间。”梁伟浩介绍。
得利表业有1000多名员工，公司的收入一时半会跟不上，光是人力成本就是好大一笔。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，直到现在梁伟浩硬是没有让任何一名员工休职。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货品积压压力和资金链压力。

得利钟表厂走廊里堆积的成品手表
“如果我们保持生产，但不能出货，3月至5月上旬，我们积压在这里的手表大概是45万到60万只。”梁伟浩说，“资金压力大，45万只手表是很多钱的，我们向银行申请了延长贷款的还款期，也做了些借贷的准备金。5月复运，如果资金顶不住，我们就拿预备好的准备金去凑。”